郑国谷

阳江组是由郑国谷、陈在炎、孙庆麟在2002年组成的艺术创作小组,阳江组用书法这个媒介来进行当代艺术实践,是中国当代艺术最为独特和最受关注的艺术创作组之一。

对于阳江组而言,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书法在当代社会的新的可能性,从而激发他们去寻找书法在当代社会的表达形式,一种平面的审美方式在他们的创作中也被颠覆。

“花园项目”是阳江组对空间形态作品的探索的结晶,也是他们理想中的空间在现实中的艺术化实现。 在“花园项目”中,阳江组营造了一个由“瀑布”、“池塘”、树和小径这些基本要素构成的园林情境,建构了一种超越于具体社会、政治之上的个人理想空间,整体地反映一种美学理想的实现过程。

在花园中的“瀑布”和“池塘”均为书法装置。“瀑布”实际上是由蜡层层浇铸书法而成,蜡浓缩了来自阳江组和其他人书写的成百张书法,所有的书写表达都被转化成诗意的“瀑布”风景;而“池塘”被阳江组称作为 “颠覆的海洋”,“池塘”里面不是水和鱼,而是阳江组收集而来的不同来源的成百上千张书法,它们在下面的按摩器驱动之下,不停的摇晃,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水波”。从木桥上看着“池水”,人不知不觉会进入冥想状态。

在“花园项目”中,书法成了一种大众表达的媒介,阳江组在营造整体空间的过程中,将这些书法转换成为立体的,空间性的材料,由此,阳江组把与传统的对话置于了一个充满多元的,相互冲突的当代文化情境中,如果将它放在更大的全球当代艺术背景中来看,阳江组的“花园项目”探讨了在面临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的同时,一个“小乌托邦”是如何在有限的要素下被建造的,而这和中国哲学中最具当代性,最有生命力的一些思想息息相关。

“花园项目”在不同的空间情形中,都能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可以徜徉其间,既在现实之中又超出现实之外的“中间地带”,供我们透气和思考。

影响我的艺术家:
“我的老师”是最影响我的艺术家,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觉得他的极乐状态甚至超越了杜尚,他的行动超越了波依斯,他让我预见到了艺术的无常而且又万变不离其宗。

酒,集体和底层书法
胡昉访谈郑国谷
Interview between Zheng Guogu and Hu Fang
集体

胡:你对这种集体性的创作一直有相当的兴趣,是不是直接促使了阳江组这样的集体创作方式?

郑:对。早在阳江组之前,我们那个建筑小组(阳江一美设计)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比如接到一单活,我们三个人就会相互讨论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或者一人做一张再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建筑的造型、空间怎么处理。这个好一点,我们可以挪移,三合一,合成一幢建筑。阳江组也是这样,都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讨论,几种思维混杂在一起。我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

胡:阳江组更多地以书法作为创作的媒介展开工作的,几乎每个项目都跟书法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是不是与陈再炎是书法出身有关系?

郑:对。其实是陈再炎和孙庆麟他们给了我启示,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孙庆麟讲的一个故事吧!他说他的伯舅公还是谁老一辈的人,是个打铁的,整天打铁,是不会写字的。他隔壁就是个卖春联的,春节期间他没铁打,就看着卖春联的卖得很热闹,也买那个字回去临摹,他根本不认字的,就练,练得很好啊,就照那个字画出来或者写出来,以后他也摆春联,也能卖啊!等于一个文盲为了帮补生计,他也可以写书法。我也提出来文盲也有书写的权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感悟。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对写字和书写是最有自卑感的,因为老师也没有鼓励过我,老骂我,这个字写得那么差,要我重写多少遍多少遍,所以我对文字是很恐惧的。给孙庆麟这样一提,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了。刚好陈再炎又是一个对传统比较了解的人,我可以做空间,把书法容纳在想象的空间里面来,这样的组合各有所长,就有点天衣无缝了。

胡:孙庆麟没有学过书法的?

郑:对,但是他经常跟老头去比书法,通宵喝酒喝醉后,早上五六点,那些在阳江公园里的老头,经常用水蘸着写字,相互比来比去,孙庆麟就醉醺醺地说,你们都不行,我来。(笑)老头都吓坏了,这么一个小年轻,根本没有功力。但是在书法里面我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孙庆麟,因为他有一种天生的书写的素质在里面,你看他书写的动作,是很精彩的。

胡:连你也感觉好像被激励了。

郑:对,突然多年来的阴影一扫而散了,把我真实的书写显现出来了。

胡:阳江组的创作好像跟酒的关系特别密切。

郑:他们都喝酒,我跟他们喝了好几年了。有时候喝得连记忆都没有,就回去写。第二天晚上去那里一看,怎么墙上又多了一张书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第二天醒了就发现多了一张书法,或者多了一堆书法,有时候把车都写了,车都写满毛笔字。

胡:这跟你自己创作的状态很不一样吧,像你的绘画和摄影。

郑:对,那不是醉的状态,那种没办法,但我觉得书写跟酒很有关系。但我发现我下面街上有一个更疯狂的人,可能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这个词来自于郑国谷的摄影“我和我的老师”,他把生活在街头的一个疯子称作“我的老师”)的同事吧,每天都在写,写满了一条街。

胡:写在地上吗?

郑:就是写在地上,我们每天从楼上往下看都不一样。他不知从哪找的白色的东西写的,写的是圆圈里面还有一个圆圈,或者一个米字加一个圆圈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吧。这条路和那条路都会写满,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工作的。有一天我早上四五点回来的时候碰到他,他在写字。

胡:所以你就拍了他的肩膀。

郑:对!但是我清醒的时候我会和他保持距离。因为我没有留意到这个人,他睡在那棵树的下面,一躺你就不会发现有一个人的。现在我又多了一个……

胡:又多了一个“我的老师”。

郑:对啊!(笑)这个是书法的老师。不过就这一两年发现的。或者他是命运安排给我的启示吧。

书法

郑:阳江组对书法的介入,更多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状态。

胡:就像你当年介入影像?

郑:影像也是这样啊,我对影像是持不同政见的。执政党怎么说,我们就反对它。它说影像是关注街头巷尾的,我们就跑回家里干;它说影像是关心人的,我们就做模型。
我们看书法也是这样。比如书法,那时候有十条条例,我看着就觉得很搞笑。比如说,书法应该以单体字为正宗,那我们就抄,抄报纸,抄一篇;一定要写得很正,那我们就横七竖八。
反正我们是持不同政见的,他们认为书法是有一个定论的,我们就提出来“书法之外还有书法吗”?他们就说我们是流亡书法家,流亡在外的书法家,那次水墨双年展,有人看了我们的空间“最后一搏”说,阳江组是一拨水墨流氓,说我们在大耍流氓,艺术家纷纷越轨。(笑)

胡:实际上它是无法而法。

郑:对。我觉得书法里面所谓的正宗只是一种近亲的繁殖罢了。比如临草书一定要临得像张旭或者怀素,学《兰亭集》一定要学得像王羲之那一类,不知不觉你就逃离不出来了。反而我请一个开摩托的人来写书法,这种平民化在书法史上是没有的。突然我们就明白了,书法在最底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希望,而不是说一定要练到大家一样,练到五六十岁,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跟古时候谁谁谁可以媲美的,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把书法带入了像“跳楼价”这种现代书写里面,这样反而会更有意义。

胡:而且很多书法的内容来源于大众传媒。

郑:报纸啊、日常的一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是从传统那里逃离出来了。我们阳江组的宗旨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要跟传统有任何的纠葛,反而平民化是我们最关注的,这种又是传统里面不受提倡的,他们认为是下贱的。比如破产的小商贩要卖衣服,他用毛笔写“血本无归”,虽然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要写这个文字,他要传达这个消息,说出内心的话笼络消费者来购买,我觉得这种急迫心态,是让他很自然地写了这些毛笔字,你把它放到书法里面就很新鲜了。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这个就出来了。

胡:这里涉及到表达的紧迫性,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的时候就不会去管……

郑:不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它们传达一个信息。但跟传统书法比较,你也会发现它有一个审美在里面,因为没有人这样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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